2018年11月26日，人民网刊发文章文章《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当天，122位科学家联名强烈谴责；2019年12月，这次可怕的“人体试验”的主导者贺建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24年的今天，再回望这次击穿道德底线、却被主导者冠以“拯救生命”之名的实验，我仍然不可避免地感到恐惧和悲观，为技术带来的对既有伦理道德的巨大冲击，也为依附于光鲜话语体系下人类岌岌可危的道德底线。
贺建奎实验的基础，来自于 CRISPR/Cas9 技术。科学家们通过设计引导 RNA 识别出目标 DNA 序列并与之结合；引导 RNA 随后将Cas9蛋白引导至目标DNA序列；Cas9蛋白在目标位置上打开DNA双链并进行切割；而在最后的 DNA 修复阶段，科学家们有机会改变原有基因，从而实现基因编辑。这项技术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改变基因的能力，也在2020年将发明者推上了诺奖领奖台。遗憾的是，这项技术让突破伦理底线的威胁变得越来越近。
2018年，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根据贺建奎本人叙述，母亲葛女士通过常规试管婴儿的方式怀孕，但不同的是，在将父亲的精子注入卵子后，还注射了一些蛋白质和指引信号进行基因手术。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修改了 CCR5 基因（HIV 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从而使天然免疫HIV 病毒成为可能。贺建奎称，在经过全基因测序以检查基因手术情况后，研究人员将胚胎移入葛女士的子宫，并诞下了两位先天能抵抗艾滋病的女孩。在人民网的最早报道中，贺建奎被塑造为一位英雄和科学领域的先锋——他不顾可能的争议，确保了两个生命的健康，探索了新的技术。
但随即，排山倒海的争议向贺建奎涌来。当日，122位科学家联名强烈谴责这次实验，指出其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没有任何创新而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严重打击中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在全球的声誉。随即，科技部宣布暂停当事人科研活动，李克强总理提出“要严肃查处违背科研道德和伦理的不端行为”。2019年12月30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经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贺本人因非法行医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这场极端挑战伦理底线的生物医学实验，最终在官方冷处理下草草收场。
纵观整场争议，我们不难从技术角度提出诸多质疑。在艾滋病阻断措施早已成熟的2018年，参与实验的家庭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医学手段生育子女，这便从根本上否定了贺建奎这项研究的必要性，也让他在自我辩护中的“对真正需要的群体保持’悲悯之心‘”的说辞显得可笑。另一方面，CRISPR/Cas9 技术的精准性毕竟是相对而言，尽管贺建奎声称全面的基因检测证明只定向改变了 CCR5 基因，婴儿脐带血检测结果也证实未发现脱靶现象，但仍然无法排除误改其他基因的巨大风险。在此意义上，贺建奎实质上危害了这两位儿童的生命健康，把他们的未来置于太多的未知当中。而假设这种误改真的发生，则有可能通过繁殖进一步污染全人类的基因库，带来全球范围的风险。
而从伦理道德角度思考，这场实验不仅激发全球学界的谴责，更暴露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事实上，科学家们在联合声明中的观点始终建立在“技术不成熟”这个基础之上，当前生物领域的伦理也主要受这方面约束——因为脱靶问题难以解决，所以有风险；因为有风险，所以反伦理，所以不能做。但试想，假设有一天，我们能够证明脱靶问题发生的风险足够小，甚至我们能推断出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还能高举伦理的旗帜禁止对人类的基因编辑吗？固然，可以无限制地强调任何技术的局限性和风险性来为伦理的建立找依据，但这样的做法可能难以长久成效。在自我辩护中，贺建奎指出的一项实事不免让人惶恐——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也伴随着争议，今天却成为了一项公开的、伟大的技术。但哪怕是今天，我们能断言试管婴儿就没有一点风险，从而证明它在伦理上的可行性吗？另一方面，科学家们的联合声明还认为这项实验缺乏充分的安全伦理审查。程序上确实如此，但假设贺建奎的实验通过了审查，就能说这项实验就具有了以往所缺失的伦理正确性了吗？
我认为，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贺建奎的实验毫无疑问触碰了底线；但与其说这是“伦理的底线”，不如说这是“威胁生命健康的底线”。抽象的道德伦理观念，对生命科学这样一个时时刻刻都在不断进步，都在与自然抗争、与神秘主义抗争的学科，能够真正赋予的意义不大。而在把抽象落实到具体的过程中，有鉴于技术发展对风险的快速消解，也应该从更不容易变化的事实出发，构建伦理约束。例如，在为禁止基因编辑婴儿寻找伦理依据的时候，更有效的论据或许是“避免选择性的基因编辑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而不是“避免基因编辑婴儿存在风险”。当然，这种在我看来更为理性的伦理构建方法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仍然有待更多人的更多探讨和思考。或许，这也是官方火速处理而只是轻判三年的原因——假设五十年后，贺建奎成了生命科学领域的新的英雄，而那时候的人们也积极地拥抱先进的、低风险的基因编辑以追求想要的一切，此刻的审判者，或许就得站上历史的审判席。
综上所述，贺建奎在这场实验中扮演的角色绝不光彩，也确确实实失去了作为生物技术研究者应该又的道德底线，以科研为命威胁着他人的健康。但另一方面，伴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人类以风险为名建立的伦理终将崩溃；当某一天基因编辑走向大众时，那时的我们，算不算同样失去了底线呢？